四月日，具位吴某斋沐裁书、再拜献于观使待制侍郎阁下：某窃惟天地之大，以其能荣枯万物，而生生无尽也。然枯其荣者易，荣其枯者难。繁霜之晨，积雪之夕，凡物莫不陨柯秃叶、摧香夺艳，凛凛然不能自必其命。及夫春阳一煦，鼓之舞之，则焕然日新，划然霞涌，凡枯者未有不荣者也。故能荣物于既枯者，天地之神机也。人者，物之灵也，物枯能荣，而人死则终于死也。人固不及物邪？虽然，人固有可以不死之道也。今夫爵命之穹窿，足以尊其生，而不足以尊其死；车服之烜丽，足以华其生，而不足以华其死。凡百可喜可玩之具，足以乐其生，而皆不足以乐其死也。惟有功伐德美，得附丽于良史之笔，则不爵命而尊，不车服而华，不可喜可玩而足乐，死犹生也。夫物之枯而复荣者，特可荣之于一时；而人之死而犹生者，可生之于百世。物固不及人矣。虽然，史法至近世略矣，非大官大职，及天子之所旌别而显异者，不得预。虽有功伐德美，往往蝉蜕于摧檐败壁之下，蚁腐于荒林幽墟之侧，其遗落可胜道哉！故天下之人，进而不得附于圣世之史，则退而求托于宗工钜伯之文。盖附于史则为传，而托于文则为铭，使人虽死而犹生，是或一道也。仰惟阁下以五百年间生之材，而抱千古不传之学，发为文章，真如春阳之气，斡乾转坤，而包宇越宙，无往不在，而无物不该。故今天下人子之欲显其亲者，不以得三公九卿为荣，而以不得阁下之一言为耻。中州近壤，遐陬僻峤，咸曰：「水心先生铭我，则死犹生也」。虽使韩、柳、欧、苏叠足于世，其述作能如阁下之盛哉！夫人而求之，不能人人而予之也。予之者，近或二三年，远或十年，其难如此。而求之者日益众，或寝苫方新，或登门未久，而衔哀请命者，踵相蹑也。某之先君子，实殁于绍兴之甲寅，二十七年矣。某之侍阁下，实权舆于淳熙之戊戌，四十四年矣。视前所谓方新而未久者，可谓过之，而犹踌躇以至今日，非忘之而不求，盖欲求之而不敢也。其意曰：彼求者之多也，予之不暇遍也。以某之不肖，而又譊譊于其间，其进之退之，恐未可必也。岁在壬戌，侍坐隅于京口，酒畔跪陈，盖尝微发其端，而未能毕吐其傃，负此耿耿，又二十年。今投迹山城，距郑乡一苇，此天与之便，而先君子得发扬之秋也。故每一东望，未尝不慨然以思，而惨然以悲。欲躬走数仞之墙，且泣且请，縻系尺组，心驰而足不赴。用敢沥其区区之款，以徐公子才所述行事，瓣香而投诚焉。重念某先君子少而孤羁，晚而坎𡒄，其志非不慕古人，其才非不若今人，而天啬其逢，如水渟泽，故不得以丰功伟绩，铿戛震耀，而其粗可表见者，仅如疏星挂晓，微茫一二而已。死而得传，则视世之丰功伟绩，固无以异也。不传，则零落翳坠，抑可痛已。日月双驰，霜露几感，头白如许，衷丹未抽，其何以立士民之上，而教世之为人子者哉！难逢者人，易失者时。阁下许之，则某亲之死犹生矣；拒之，则某亲之死真死矣。虽然，以某二十七年之摧割，与四十四年之邂逅，抱夙心而遐慕，挥老泪而近愬，阁下其能忘情乎？出春阳之肤寸，顷刻嘘舞之，此天地荣其枯之术也。某俟命。不宜。

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，两制、礼官请称皇伯，中书之议以谓事体至大，理宜慎重，必合典故，方可施行，而皇伯之称，考于经史皆无所据。方欲下三省百官、博访群议，以求其当，陛下屈意手诏中罢，而众论纷然，至今不已。臣以谓众论虽多，其说不过有三：其一曰宜称皇伯者，是无稽之臆说也；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，是厚诬天人之言也；其三曰不当用汉宣、哀为法，以干乱统纪者，是不广本末之论也。臣请为陛下条例而辨之。谨按《仪礼·丧服记》曰：「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」。报者齐衰期也。谓之降服，以明服可降，父母之名不可改也。又按《开元》、《开宝礼》、国朝《五服年月》、《丧服令》皆云：「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，不杖期」。盖以恩莫重于所生，故父母之名不可改；义莫重于所继，故宁抑而降其服。此圣人所制之礼，著之六经，以为万世法者，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。若所谓称皇伯者，考于六经无之，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，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，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，可谓无稽之臆说矣。夫《仪礼》者圣人六经之文，《开元礼》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，《开宝通礼》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，《五服年月》及《丧服令》亦皆祖宗累朝所定、方今天下共行之制。今议者皆弃而不用，直欲自用无稽之臆说，此所以不可施行也。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，臣伏以上天降灾，皆主人事，故自古圣王逢灾恐惧，多求阙政而修之，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，庶几以塞天谴。然皆须人事已著于下，则天谴为形于上。今者濮王之议，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，用其无稽之臆说，欲定皇伯之称，中书疑其未可施行，乃考古今典礼，虽有明据，亦未敢自信而自专，方更求下外廷博议，而陛下遽诏中罢，欲使有司徐求典礼。是则臣下慎重如此，人君谦畏如此，君臣不敢轻议妄举，而天遽谴怒杀人害物，此臣所谓厚诬天也。议犹未决，仍罢不议，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，厚诬人也。其三引汉宣、哀之事者，臣谨按《汉书》宣帝父曰悼皇考，初称亲，谥曰悼，置奉邑寝园而已。其后改亲称皇考，而立庙京师。皇考者亲之异名尔，皆子称其父之名也，汉儒初不以为非也。自元帝以后，贡禹、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，数十年间毁立不一。至哀帝时，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，云：「亲谥曰悼，裁置奉邑，皆应经义」。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。所谓应经义者，即《仪礼》云「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」是也。惟其立庙京师，乱汉祖宗昭穆，故晏等以谓两统二父非礼，宜毁也。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，立庙本国，师丹亦无所议。至其后立庙京师，欲去定陶，不系以国，有进干汉统之渐，丹遂大非之。故丹议云，定陶恭皇谥号已前定议，不得复改，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。然则称亲置园，皆汉儒所许，以为应经义者，惟去其国号、立庙京师则不可尔。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何事，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，此臣故谓不原本末也。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，而礼经有不改父名之义，方议名号犹未定，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。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、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，以为干乱大统，何其过论也！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师，以乱祖宗昭穆，此诚可非之事。若果为此议，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，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。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，而中书亦初无此议，而言事者不原本末，过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，而外庭之臣又不审知朝廷本议如何，但见言事者云云，遂以为欲加非礼干乱统纪，信为然矣。是以众口一辞，纷然不止，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无稽之说，牵引天灾，恐迫人主，而中书守经执礼之义，反指以为奸邪之言。朝廷以言事之臣礼当优容，不欲与之争辨，而外庭群论又不可家至而户晓，是非之礼不辨，上下之情不通，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。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，而圣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，非曲为之意也。盖自有天地以来，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，既有父而生，则不可讳其所生矣。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，是礼之所许也，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？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，立人之子以为后，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，盖不欺天、不诬人也。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，任其子之事，而不得复归于本宗，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。至于丧服，降而抑之，一切可以义断。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，理不可易也，易之则欺天而诬人矣。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，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期，谓之降服，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，谓之义服。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，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，反为小功；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，反为义服；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，于礼虽降，犹为大功。是礼之齐衰期，今反为小功；礼之正服，今反为义服。上于濮王父也，反服小功；于宗懿等兄弟也，反服大功。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父叔父者，称之则礼制乖违，人伦错乱如此也。伏惟陛下聪明睿圣，理无不烛，今众人之议如彼，中书之议如此，必将从众乎，则众议不见其可；欲违众乎，则自古为国未有违众而能举事者。愿陛下霈然下诏，明告中外，以皇伯无稽，决不可称，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。至于立庙京师、干乱统纪之事，皆非朝廷本议，庶几群疑可释。若知如此而犹以谓必称皇伯，则虽孔、孟复生，不能复为之辨矣。

臣闻诸道路，未知信否，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。审或如此，窃恐不可。陛下既为仁宗后，于礼不得复顾私亲。臣先时言之已熟，不敢复烦圣听。今臣不知陛下之意，固欲追尊濮王者，欲以为荣邪，以为利邪？以为有益于濮王邪？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继，追尊其父为皇者，自汉哀帝为始。其后安帝、桓帝、灵帝亦为之。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为恭皇。今若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，是正用哀帝之法也。陛下有尧、舜、禹、汤不以为法，而法汉之昏主，安足以为荣乎？仁宗恩泽在人，沦于骨髓，海内之心所以归附陛下者，为亲受仁宗之命为之子也。今陛下既得天下，乃加尊号于濮王，海内闻之，孰不解体？又安足以为利乎？夫生育之恩，昊天罔极，谁能忘之？陛下不忘濮王之恩，在陛下之中心，不在此外饰虚名也。孝子爱亲，则祭之以礼。今以非礼之虚名加于濮王而祭之，其于濮王果有何益乎？三者无一可，而陛下行之，臣窃惑之。此盖政府一二臣自以向者建议之失，已负天下之重责，茍欲文过遂非，不顾于陛下之德有所亏损。陛下从而听之，臣窃以为过矣。臣又闻政府之谋，欲托以皇太后手书，及不称考而称亲。虽复巧饰百端，要之，为负先帝之恩，亏陛下之义，违圣人之礼，失四海之心。政府之臣祗能自欺，安能欺皇天上帝与天下之人乎？臣愿陛下急罢此议，勿使流闻达于四方，则天下幸甚。臣今虽不为谏官，然向日已曾奏闻，身备近臣，遇国家有大得失，不敢不言。取进止。